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批特别资助名单公示

也就是以区块链技术实现隐私的黑箱化，从而制约人工智能技术，并力争改变黑箱化的算法。

2014年，白宫发布了一份题为《大数据：抓住机遇，保护价值》(Podesta et al.，2014)的报告。这极有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

⑧在这种算法歧视中，邮政编码、通勤时间等数据信息都是合法获得的，但是，算法的设定者往往会在这些数据与特定群体的行为之间建立某种虚假的关联，从而对此类群体带来歧视性后果。(2)审查的证据属性不同。⑨算法决策者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歧视，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冗余编码，即受保护群体的敏感性数据恰好在其他可合法获得的数据中编码。(一)原则性规制与特定性规制 美国政府认为算法歧视与传统歧视均可适用传统的平等保护条款的原则性规定。例如布鲁纳(Peggy Bruner)就重点考察了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案(Wisconsin v.Loomis)中算法使用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要求。

房主认为该网站使用的自动估价算法严重低估了其房产价值，造成其二手房几年内无法以合理价格售出。这会挖掘出非洲裔人群更多的犯罪记录，从而加剧偏见的恶性循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不以尊重他人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允许一个人任意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为了自己利益任意侵害他人生命，这样的社会还可能存在吗？这样的物种还可能进化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人吗？ 2.常识常理常情：人民的经验形态。

作为一个社会长期分享的价值，它还具有相对稳定性，即它是民众长期用以评价是非的相对稳定、抽象的标准(如是否允许害人)，而不是群众舆论对一时一事的具体看法(如是否允许同性婚姻)。笔者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法学成为科学，首先是因为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人们才可能从所有人的需要满足内容与满足方式这一人类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对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法学基本范畴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据，作出可能经受事实和实践检验的说明。只有从决定人类行为机制的那些基本事实出发，人们对法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才可能建立在可用客观事实证明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接受事实和实践的检验，才可能成为科学的知识。(3)得出上述结论的方法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它能够说明政治法律中的自由秩序、权利义务等现象归根结底都应该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人的活动，即群众活动的结果，是一个社会中的民众普遍认同、容忍其所处社会的其他成员满足自己需要的活动的产物。

这意味着，在一种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人类需要的内容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正确理解、把握常识常理常情，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政治法律领域正确理解人民、人民意志等现代法治的关键问题，更重要的就是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常识常理常情也应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17)《宪法》第六十七条(三)规定，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法律或修订、补充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时，也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从法律角度考察，如果承认抽象意义的人民应该是人民希望法律维护的那些为人民在社会生活中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而这种价值在法律中的表现形式只能是一种人民普遍认同的行为标准，那么这种标准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形式就只能是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常识常理常情。意志应该是一种人们努力将自己行为的方向、目标控制在自己希望范围内的心理状态，而常识常理常情则不仅是一种指导、规范、调整一个人日常行为的最基本的心理要素，而且还是人们评价其他人行为是非对错的标准。而动物只能听天由命，即只能进行顺应客观规律、适应客观世界的活动。

如果这个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法律本质的基本共识是正确的，那么，如何正确理解人民的意志自然就应该是现代法治理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常识常理常情就是法律所维护价值的经验形态，即价值意义上人民的经验形态。由于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只能以常识常理常情规范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只要在制定、执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人们都能依照良心履行职责，坚持依据自己的真心来理解法律[3]，使我们的法治成为每一个法治工作者的良心之治，我们的法治成为人民之治、常识常理常情之治，就有了根本的观念上的保证。如果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承认我们的法律应当反映人民的意志，恐怕就得承认，我们的法律规范应该是社会普通民众在正常情况下用以规范自己行为与判断社会是非的基本标准，即社会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的具体化、规则化和制度化。

他们有的主张法的实质是主权者的命令(奥斯丁)[2]，或者是立法者制定的规则(哈特)，有的强调法为权威构建的产物(塞尔班尼)，有的认为法是社会共识重叠的结果(哈耶克)。(16)根据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等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的效力应该高于该条第一项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

既能合理解释法现象的规律和规范的具体内容，又能在为实践提供正确指导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实践检验而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定分止争这一表述中的争，是指人们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因利益之争而引起的冲突或纠纷。

19世纪末，主张以社会共识重叠来解释法的内容与形式的社会法学派开始兴起。在前者的意义上，科学这一概念强调的是知识的完整性，即所有关于某一领域的系统性知识都可以称为科学，诸如法学、宗教学、神学、社会学，甚至面相学、风水学等。换言之，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常识常理常情为指导和最终判断标准来制定、理解、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定，以防止我们对法律的理解适用得出明显违情悖理的结论，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允许简单地直接援用常识常理常情这类相对抽象的观念来取代具体的法律规定作为治国理政、解决社会冲突、处理具体案件的根据。法的功能是什么？这似乎也是传统法学中的一个难解之谜。作为社会普遍认同并分享的行为标准，它的首要特征是普遍性，即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相通、相同的那部分，而不是某个成员与其他成员不同的那部分生活经验、是非标准、情感倾向。但是，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法是一种先验的、支配人类社会，甚至整个自然界的绝对理念的基础之上的。

(二)司法制度民主化是我国法治为人民之治的制度保证 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无论什么理论都无法根本改变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永远都只能按司法者、执法者的理解，或者说只能按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变为现实的事实。没有社会上成员之间相互交往，就不可能有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存在，甚至不可能有人类这一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物种存在。

换言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那些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就是一个社会或一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与行为标准。如果承认一个国家或社会成员(人民)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或者行为标准是一个社会(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接下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这种价值共识？或者说如何才可能发现，怎样才可能理解、把握这种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或行为标准呢？尽管在权威们构建的象牙塔中，这个问题显得是那么神秘莫测，以致不少学者都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价值多元本身就是价值共识的对立面，既然一个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又怎么可能存在价值共识呢？(14)事实真是如此吗？这显然又是一个在根本上需要用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内容提要：传统法学主流理论的前提不是无法验证的先验观念，就是将法的内容简单归结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19)汉语中的良心是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是人对是非的内心的正确认识，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并被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2)得出上述结论的方法是辩证的，因为这些结论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主体的角度(人类的特有需要)，考察主体的感性活动(人类特有的需要满足方式)而得出的结论。因此，任何对具体法律规定明显违情悖理的解释，都不可能不是违反相关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的要求的。在抽象或者价值意义上，以判断是非、维护价值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中的人民则应指事实上为一国实体上的人民，即为一国公民所普遍认同的那些价值共识、是非标准。换言之，科学的法学理论应是一种既能在价值上以客观的事实基础赋予自然法学派的公平正义等抽象理念以具体的内容，又能在形式上以可具体把握的国家意志为标准来坚持实证法学派所界定的法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界限。

(二)法律意义的人民(人民意志)：事实形态与价值形态 目前主要的法学理论，无论是被自然法学派奉为至尊却又众说纷纭的永恒理性，还是为实证法学派顶礼膜拜的虚无缥缈的立法原意：无论是社会法学派主张的以风俗、习惯等普通社会规则呈现的社会共识，还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所强调的显然有别于人民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似乎都没有解决如何在理论上证明、如何用事实来说明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民或者人民意志的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人类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是人类在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所选择的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

正是由于法学是否应是科学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人们对法的本质、功能、体系、表现形式、具体法规范的应有内涵等法学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否认法学是科学的人则强调，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法是人类意志构建的结果。

同任何一个最常见的一般性概念一样，科学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存在林林总总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读①。(三)人类特有需要满足方式：秩序与义务的根据 如果承认满足自身需要的动机是人们行为最根本的驱动力，并就可以用这一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事实来为政治自由与法律权利产生和发展作出科学解释的话，由此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人的需要内容具有永不满足的特点，那么，人的自由、权利是不是就应该没有限度呢？如果有，这种限度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它们的边界又在哪里？关于第一个问题，卢梭曾感叹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许是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

所以，尽管该学派在法的价值、功能等基本问题上提出了值得人们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更是一面激励人们努力追求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社会的旗帜，但是，由于该派的逻辑起点是先验的、无法用事实证明的假设，该派关于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应是法维护的核心价值的美好设想就成了看上去令人向往，仔细琢磨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三)不违常情：人民意志起码的经验形态 1.人民认同的行为标准：人民的价值形态。法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正确地制定、执行、适用法律规范。而人类则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人的一切需要都只能在社会中才可能得到满足，社会越发展人的这一特点越突出。

在这个意义上，法的起源问题就完全可以具体地归纳为法规范中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和存在的根据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法学发展史也完全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法学应否是科学的论辩史。

人的行为方式，即人类在客观上选择的需要满足方式，以能够利用的对象和可能控制的客观条件为需要满足的界限。因为，常识常理常情是为一个社会民众长期普遍认同并分享的那些至今未被证明是错误的基本经验、基本是非标准、基本情感倾向，这当然也意味着它们是经过民众长期实践检验的那些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的经验形态，在没有为新的社会实践证明是错误之前，它们就是人们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必须遵循的社会、自然规律的反映。

因为《牛津英语词典》所描述的科学区别于其他知识的唯一特征是以可证明的事实为基础，这难道不是实事求是的另一种表述方法吗？科学这一概念尽管在根本上是一种以事实为基础，并必须接受事实检验的研究方法，但考虑到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它用来表示一种知识的属性，为了便于理解，本文中的科学仍将在这一含义上使用，即如何让法学成为科学中科学这一概念仍是指法学应是一种与科学方法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即法学应是运用科学方法获得，并能经受科学方法检验的研究成果。科学一词，通常用来表示知识的两种属性：一是指知识的系统性，二是指知识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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